父亲在养病当中，不能干重体力活，活也就自然落在我的身上。耕种时间，我就赶着家里的两头毛驴去高干梁的山梁上去犁地。

　　当白驴和黑驴拖着我和步犁爬上崖背山的时候，天色刚微微亮，远远近近犁地的吆喝声已经此起彼伏。农忙时节，大家都抢时间，能早尽量早一点。所以即使一个人在北槽子梁，我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扯地边是一件费劲的事情，梯田靠近地边的地方都是半人高的崖。牛和驴出于天生的恐惧，往往不愿意到边上去。一般早晨都是家里派一个闲人一起去，拉着牲口把地边扯开了才让犁地。但我们家没人，我就得自己想办法。

　　进了地里，恰好是黑驴把边，这个家伙就拖着屁股死死地靠在白驴身上，一步也不肯朝边上走。它不走，挤得白驴也到不了边上。步犁就进不了地，被斜拖着过去了。感觉没使上什么劲儿，黑驴愈发得意，直接小跑了起来，白驴也被煽动得跟着兴奋。我不由自主被带着空跑了一趟，到地的那一头，额头已经有了细密的汗珠。地头挡住了两头驴的得意，让我得以重新控制局面。我歇了口气，继续犁地。掉头过去就是白驴把边，如果再扯不开地边，今天早晨就够我和这两头驴耗的。

　　如果说黑驴是个狡诈的恶仆，那白驴就是忠实的管家，它在我们家长大，它和家里的每个人都有默契。我拉了拉它的缰绳，它就已经安静了下来，稳稳地站在地边上了。我轻轻地挥了挥鞭子，白驴带着黑驴走开了，步犁甩到地边上，铧尖顺势插进了地里。土地就这样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两头驴的套绳绷得笔直，顺着地边走了过去。

　　地边开了，驴就有了标准，一头驴走在犁开的壕沟里，一头驴走在地里，步犁被拉得欢快起来，土顺着铧面被抛在了另一边。犁了两来回，贵生的女人给大儿子拉着一对牛也来到了北槽子梁犁地。看见我，贵生的女人顿时大惊小怪起来：“哎哟，不得活了，这家的女子这是要上天呢。谁家的女子犁地着呢，真是的，看可怜不！”

　　我没有接话，在高干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她这样阴阳怪气的腔调，每个人都习以为常，不搭理就是对她最好的蔑视。果然，见我不接话，她又甩了一句：“哎哟，这念了几天书还人大得很，眼里谁都不放！”

　　我仍然没有说话，在我打算来犁地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在整个高干梁，对于男女分工还是有界限的，犁地属于重体力活，女人参与得不多，女娃更少。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只能忽略我的性别，不去计较我应该干什么活。像贵生女人这样的大惊小怪的，她是第一个人，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母亲提着一个小筐筐爬上北槽子梁时，那块大豆地已被我犁了一半。给犁地的人送干粮是我们家的独创，也曾在一个时期被高干梁人当笑话一样讲，说我们家人眼睛一睁就要吃要喝的，这个样子怎么能干活。但笑话归笑话，习惯是习惯，你笑话你的，我吃我们的。

　　筐筐里装的不是什么可口的早餐，不过是昨天早晨的馒头和今天早晨新泡的茶水而已。父亲很早就因为病痛掉光了牙齿，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所以他喜欢泡一杯滚烫烫的酽茶，一口馒头一口热茶就着吃，馒头遇水即化，不用太多咀嚼，这样肠胃就舒服一点。我们也在生活习惯中延续了父亲这种吃法，即使什么都没有，也要喝一口茶，吃一口馒头。

　　吆喝住了两头驴，步犁插在土里直立着，我迎着母亲过去。崖背山比较陡，一路上来，她微微有些喘，帽子边边也被汗水打湿了。我在家里很多时候是不说话的，因为我说话略微有些结巴，表达得不是很清楚。孩子多，日子过得艰难，家里人也没心思听我三遍两遍地说一个意思。时间久了，我就不说话了，只默默干属于我的活。现在也一样，我从母亲手里接过筐筐，找个干燥一点的地方坐下。昨天早晨的馒头已经硬了，怕水凉了，母亲用一条围巾裹着，一路摇晃上来，茶水浑浊，颜色深沉，到像是父亲吃的中药。

　　其实我不知道母亲给我送干粮的意义在哪里！一个馒头，我也吃不下去，茶水苦涩，有什么好喝的呢？唯一的意义，这是母亲送来的，是对我不能上学的抱歉，还是对让我一个姑娘家犁地的愧疚？这些我都无从得知，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中，最欠缺的就是表达。不问，不说，每个人在各自的世界里自己和自己对话，揣测家里人的意思和想法。

　　咬了一口，馒头无味得很，在嘴里来回打转咽不下去，我使劲拧开杯子，茶的苦涩扑鼻而来，喝了一口，和着馒头咽了下去。我突然在想，这么苦的茶，父亲喝了这么多年是为什么，然后大哥也跟着喝，如今又是我，难道就是为了把嘴里的馒头冲下去，中和馒头的无味吗？母亲立在一边，看着远处，不知道在想什么。两头驴甩着耳朵，摇着尾巴驱赶着苍蝇的骚扰。太阳照在北槽子梁上，天气开始热了。

　　吃了半个馒头，茶水基本上没有动。收拾好装到筐筐里，递给母亲，提起鞭子准备继续犁地。母亲看了一眼筐筐，问道：“怎么吃那么一口，一早晨呢！”

　　我说：“不饿，吃一口就行了。”

　　母亲这样问是因为犁地是个苦力活，在来来回回的掉头中一遍遍不停地走，一点一点把一块地犁完，这中间除了吃馒头休息的这点时间，再不会有时间的。看着我挥起鞭子开始犁地，母亲叹口气，她对生活，对这个家的掌控越来越无力，如果有选择，她是不愿意让我来犁地的。

　　或许在很多年，母亲都是没有选择的，生活裹挟着她向前，一步步走向了高干梁，一步步在重复高干梁所有女人共同的命运。

　　十点钟天气热了起来，到了收工回家的时候了，每天这个时候，无论犁了多少，大家都会收工，几个小时的高强度体力支出，无论是人还是牛和驴，身体都到了极限。

　　我在别人都收工回家之后才收工，因为不想再碰上贵生的女人那样大惊小怪的人。上山容易下山难，这次是完全把驴的行头拿掉，让驴自己走，我得扛着步犁回家。

　　这步犁是前几年扶贫时候推广的，说是个什么项目，类似于无息贷款补贴的形式，等大家有钱了再给。当时老支书在我家院子里把嘴皮都磨破了也没人要。因为大家觉得木犁也不错，这个铁犁犁地咋样还不知道，还要欠国家的钱，万一不好用拿啥还呢？气得老支书翻白眼，甩上手走了。

　　父亲当时让大哥去村委会驮了两个回来，他对新生的事物永远保持着热情。驮回来就让大哥试着犁地，但一开始犁出来的地并不好，犁不进地不说，还不好控制行距。犁出来的地条条绺绺的，邻居们一看步犁犁出来的地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父亲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按道理，新的东西出来，都应该是在做了各种实验之后才推广的，怎么会不好使呢？随步犁一起驮来的还有两个小塑料袋子，里面装着几个备件以及说明书，父亲就在灯下仔细研究说明书，看这个步犁到底怎么使唤。经过研究才发现，步犁的头是活动的，到地头上掉头时得用脚把犁头向外踢过去，这样犁地就把土直接向一面翻出去，不像木犁，是把土分向两边的。在步犁的底部还有一个插销，可以调节深浅。这样一看，这个步犁确实比木犁先进得多，只不过大家不会用而已。

　　研究透了原理，父亲第二天和大哥一人一架步犁，套上牛犁地去了，在来回翻转中，犁出来的地始终把土朝一面翻，肥沃的土壤就到了底下，更好地为庄稼提供肥力。

　　在我们家用步犁一年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木犁换成了步犁，既轻便，又耐用。但即使轻便，也要几十斤重，加上弯梁又是个扁钢，没一会儿，我就觉得肩膀上像针扎一样的疼，扁钢好像要切进肉里面一样。两头驴在结束了早晨的劳动，解开束缚之后撒着欢一溜烟地跑了。我无心顾及它们俩，只愁怎么早点能把步犁扛回去。

　　一切疼痛都会过去，一切让人疼痛的原因也渐渐会麻木。在高干梁，忙碌和劳累会让你忘了你的梦想和挣扎，大家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天空，一样的土地，一样的农活，一样地在为生活忙乱，没有谁过得比谁好，也没有谁能比谁多攒点钱。

　　我在大家诧异的眼光中地犁得一天比一天顺手，不止这样顺手，拉车子，使唤两头驴也一样顺手。父亲还在休养之中，大夫不让他再喝浓茶。母亲会在每天早晨雷打不动地给我送干粮，仍然是一个馒头一杯苦茶，从来没有换过花样。

　　忙完了一季的庄稼，把冬麦种进了地里，我的手上长了一层茧子，在茧子蜕皮的时候，高干梁的生活就闲散了下来。G

　　（未完待续）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谢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