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9日
1988年8月,高干梁下了一场接一场的雨。雨过天晴之后,肥嘟嘟的蚂蚱拖着大肚子在地里蹦跶。我的父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在割麦子休息的间隙用麦秆给我编了一个蚂蚱笼子。我用它养了好几批蚂蚱了,绿的养烦了就换麻的,麻的看不顺眼了再换绿的。崖背山上的梯田像旋转楼梯一样盘旋着一直延伸到馒头咀,好点儿的地里都种着麦子,此时都已经收割了。我拎着蚂蚱笼子爬上崖背山,雨后的麦茬地里,麦茬并不扎脚,我光着脚拎着蚂蚱笼子追捕着蚂蚱。在高干梁的怀抱里,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
一只长腿大肚子的绿蚂蚱跳得很快,我扑了几次都没抓住,反倒跟着它跑了好几绺子地,我想不抓住它对不起我跑的这些路。二哥站在地头上喊我,我全神贯注地跟着蚂蚱跑,并不搭理二哥。二哥无奈,只能撵到地里扯着胳膊拽我回家。我惦记着那只蚂蚱,噘着嘴反抗,但还是被拽着乖乖地回去了。
一进家门我瞬间老实了起来,因为家里来亲戚了。我把蚂蚱笼子藏到身后,使劲蜷缩着我的脚趾头,想把两只黑乎乎的脚藏起来,但在白净洋气的亲戚面前,它们俩就像刚从地里挖出来的洋芋一样,又土又丑。我无助地看着它们俩,躲避着亲戚满是笑意的目光和母亲责备的眼神。
“叶叶,你不穿鞋脚扎不?”叶叶是我的小名。我被耳边的声音吸引住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泾源方言的口音,软绵中带着一种清脆,像山梁上的豁岘一样有高有低。我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心想,真好看。
“不扎。”相比于这种软绵和起伏,泾源人方言就像山上长了多年的杠木,又硬又粗。
“这是你三姨的大女儿,叫姐姐。”母亲难得地温和,客气地介绍。三姨我知道,来过我们家,反正除了母亲,她们姊妹都很洋气。这个表姐更不用说了,瓜子脸、大眼睛,烫着的头发显得时髦又洋气。我见过的人中,就没有这么好看的。我低声叫了一声姐姐,心思却还在刚才的蚂蚱身上。
“叶叶,你跟我去吴忠好不好,我们那儿没有山。”表姐继续用它的方言和我说,我听清了吴忠两个字,但那会儿我不知道,我此后的人生会和吴忠这个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我不知道母亲和三姨是怎么商量的,但现在这个选择题却要我来做。三姨夫英年早逝,三姨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现在表哥表姐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三姨一个人守着偌大的一个家,她需要一个小孩去给她作伴,而我需要一个地方念书。
促使我答应的原因肯定是因为能去看看亲戚生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再没有什么理由能让我舍弃在高干梁属于我自己的快乐。我的双脚被洗干净了,就像洋芋被洗去了泥,白净了起来。表姐拿出给我买的新鞋子在我脚上试了一下,刚好,脚被包裹起来的感觉很舒服。但母亲不让我立刻穿,怕沾上泥。
8月的天气极不正常,雨后又起了雾,秋田粮食在麦子之后紧跟着收割,父亲吃完早饭就喊着大哥、大嫂、二哥上地里去割大豆。母亲留下送我和表姐离开。我第一次穿上买来的鞋子,跟在表姐身后穿过村庄。我的“联手”们撵在身后,仓促之间我都没心情回头和他们告别。
登上大咀山山顶回望高干梁时,白茫茫一片。我突然有点慌乱,我的父母亲,我的哥哥姐姐,我的“联手”们连同高干梁一起淹没在这大雾中。我看不见他们,他们也看不见我,我像被这一切抛弃了一样,成了外人。
心有千千结,我却无从表达。表姐逗了我一阵子,见我无趣,也就不再说话。我们站在镇子粮站门口等班车,我低头看着我的新鞋子,无论我多么小心,它终究还是沾染上了高干梁的泥土,有些灰头土脸。黑色的柏油马路没等延伸就拐了弯,看不见路的尽头。我百无聊赖地看着粮站高高的大门楼子,猜测着里面的风景。
班车来了,我被表姐拉上了车,靠窗坐下。坐车是个折磨人的事情。车在山路上颠簸,晃晃悠悠的,我的心很慌。拐了个弯我松了一口气,但下一个弯又让我提心吊胆:我怕拐弯的时候车翻了,我怕爬坡的时候车突然上不去了。在我的担心中,山越来越少,就在路快直起来的时候,车子剧烈地颠簸起来,我被颠得离开座椅又迅速地回落下来。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咬着嘴皮啜泣。表姐故意打趣:“哟,鼻子都快没了,可别哭了,这么大的姑娘了!”
我吸着鼻子把脸转向车窗,窗外的风景像水一样流过,路没有尽头,风景也没有尽头。无论我对远方的向往多么热烈,我终究只是个7岁的孩子。我不知道父母有没有想我,但我已经想他们了。
精神高度紧张,加上哭了一场,我最终疲倦地睡了过去。等我再睁开眼睛时,班车就像跑在一块摊开的布上,布没边没沿,车不停向前。我扒着车窗惊讶地张大了嘴,吴忠真的没有山,高干梁最平的南湾也没有这里的十分之一大。此刻,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红气球,在布的边沿上跳跃,我着急地看着太阳,没有山,太阳去哪里休息呢?
没等我给太阳操完心,就被表姐牵着手下了班车,七拐八拐之后,终于到了三姨家。三姨家的房顶没有瓦片,顶子也和高干梁的顶子不一样。高干梁的房顶是驴脊梁型的,两边砌着青瓦,下再多的雨也不会漏。而这边就一个平顶子,不知道下雨会不会漏。我一边嫌弃着高干梁,一边又拿高干梁作比较。我唯恐高干梁被比下去,那我也是不高兴的。
陌生的三姨,陌生的院子,陌生的气味。我突然想起初次到四姨家的情形,唯一的不同就是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子。表姐把我领回家就完成了她的使命,她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并不能在这个家里待太久。所以,在我还没来得及和她熟悉的时候,家里就只剩我和三姨两个人了。
相互熟悉的过程是漫长的。我不是个机灵孩子,语言这一块的障碍让我屡屡不知所措。三姨让我去关一下门,我待在原地听不懂她说什么;问我吃什么饭,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她。偶尔能听懂一句,我却为自己不能用她的语言回应她而苦恼,这让本来就有点口吃的我更加不愿意说话。
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勉强能说些半生不熟的吴忠方言。1988年9月1日,我正式成为一名一年级学生。我的母亲用她众多的姊妹关系让我及早地受到了教育,但我当时并不能理解她的良苦用心,我只觉得,她是因为不喜欢我才让我一次次地去姨姨家里念书。
平原和新的学校、新的同学都让我不安。没有了山的束缚,我好像没了依靠,而我蹩脚的方言更是让大家不停发笑。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没办法忍受,那就是我老觉得饿。泾源和吴忠是完全不同的饮食习惯,泾源人一天两顿饭,早晨蒸一大锅馒头,吃剩下的就挂起来,谁饿了随时都能拿到,然后天黑了再吃一顿面就行了。只要有馒头,我们就不会饿着。但吴忠人是不吃馒头的,他们一天三餐,只有米饭和面条。三姨一天忙得昏天黑地,直接把早餐省略了,所以大部分时间里,我在早晨都是眼巴巴地看着同学吃早餐,我饿着。
三姨家里喂养着两只羊,每到周末,我就拉着两只羊去放。一个人跟在羊身后,吴忠平原的辽阔就这样展现在我眼前。太阳早上从地平线上升起,下午又从地平线上落下。这里没有拥挤,没有狭隘,有的只是辽阔和平坦。我像这平原上的一粒沙尘,渺小,但却真实存在着。我看着远处目光能到达的地平线,心里对远方有了新的认知和期待。
人总是会有朋友的。我和三姨家对门邻居的姑娘是一个班,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开始一起上学,一起回家。跟着她,我渐渐学会了说吴忠方言。没事的时候,她也带我去她家玩,她的父母亲也非常和蔼。有一次,他们家做了“闷肚子”,她的母亲切成片装在盘子里让我俩吃,一口咬下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她还带我去她家的西红柿地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和吃到西红柿。我俩坐在地头上,一边吃西红柿,一边听我讲老家泾源的事儿。她没办法想象周围全是山的村庄是什么样子,也没办法想象我们把洋芋做成各种吃食是什么样子,更没办法想象田里不浇水是怎么长庄稼的,就像我当初没办法想象没有山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们靠想象完成不了对对方生活的体验。
在吴忠,很多体验都是第一次。三姨的忙碌让我时常一个人应对我生活中的麻烦。我偶尔会在周末去小姨家里。忘了交代一声,我的小姨也嫁到吴忠。那会,远嫁到富庶一点的地区也是女性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至少在这里,衣食无忧是最基本的,生活也不会像在泾源那般苦焦。
我猜想我的父母亲也是想我的,但那会没有电话,交通不便,所以大半年我都没有见到我的家人。某一天,我穿着三姨给我缝制的臃肿的棉裤抱着小姨的女儿时,我的大哥突然来到了吴忠。骤然见到大哥,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仅仅只是半年时间,我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吴忠话了,我不知道我应该和大哥说泾源话还是吴忠话:说泾源话,会被大家笑;说吴忠话,怕大哥听不懂。
大哥来看我,回去总要给父母说点什么。小姨提议,让大哥带着我去照张相给家里带回去。那会儿,彩色照相机刚刚兴起,在我们的概念里,照相是件大事。大哥端坐在椅子上,双手扶着膝盖,表情严肃庄重,我站在大哥身边,表情僵硬,一脸凝重。很快,大哥揣着两张照片离开了,留下我在吴忠,过得越来越像个吴忠人了。三姨依旧忙碌,我从学校回来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写作业,就是一个人胡思乱想。我无从得知世界上最远的地方会是哪里,也不知道我们在高干梁最终会过得怎么样,我的蚂蚱笼子还在不在,我的“联手”们都去念书了没有……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吴忠经历了春夏秋冬的交替,见过了种水稻、收玉米、脱粒机脱稻子;见过了用车犁地、引水浇田。一切和高干梁都是不尽相同的,但一切又仿佛自然而然。
我熟悉了吴忠的生活,吴忠也接纳了懵懂无知的我。一转眼,我来吴忠已经一年半。高干梁的生活正在离我远去,此后的很多年我都在想,如果我当时在吴忠一直读书会是个什么结果,我的人生又将会有什么不同呢?
但人生中的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就像我来到吴忠时很突然,我离开的时候,也很随意。二年级的暑假,我没来得及和我吴忠的朋友告别就被大哥领回了家。我当时并没在意,只想着我还会回来的。我的回归在我的“联手”们心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我皮肤又白,穿的又洋气,还顺带着说几句他们听不懂的洋气话。而他们,拖着鼻涕,穿着有垢痂的衣服围着我,问各种各样的问题。G
(未完待续)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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